中国民间开启对日新思维 破天荒感谢日本
另一个日本
中国汶川大地震后，日本给予中国的援助，令知恩图报的中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头。随后，一场“感谢日本”的热潮出乎意料地发端于民间。很多民众在感谢之外，似乎恍然发现了“另一个日本”。
从“反日浪潮”到“感谢日本”，这固然是中日友好重塑和平的大势所趋，但我们一厢情愿解读的或许并不是真实的日本。当中国民间出现对日新思维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冷静下来，再次仔细审视一下我们的这个邻居，它或许并非之前我们想像的那样“坏”，但也未必如今日我们认为的那样“好”
中国民间开启对日新思维
对日本援助表示感谢的同时，中国民众并没有忘记历史，反而更强调坚持原则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六年前，一名中国学者因提出“对日新思维”而遭到炮轰。
网民们称他为“汉奸”，甚至将他的文章与汪精卫臭名昭著的《艳电》并列（后者提议蒋介石与日本和谈，并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该学者当时不得不背井离乡远遁香港。
六年后，一场8.0级的大地震，让很多中国民众不知不觉间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中日两国“灾难中的携手”，无形中拉近了中国人的情感距离。但十几天后，日本自卫队可能派军机来华的消息，又让很多谨慎的中国人回归到理性：“感谢并不意味着是一家人”。
积极面对现实，同时牢记历史。有别于学者言说的中国民间对日新思维，在2008年正呼之欲出。
破天荒集体感谢日本
5月17日，一幅日本国际救援队队员集体向中国遇难者遗体默哀的照片，占据了中国各大网站的重要位置。令人意外的是，照片后面的评论中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谢谢日本”之声。横亘在中日两国民众数年间的历史和现实纠葛，在那一刻，仿佛已经化于无形。
“谢谢日本！”如果这句话出现在一个月以前，无疑会立刻淹没在中国网民口水的海洋中。但这一次，自从日本救援队5月16日开始在四川展开救援行动起，中国人就再也没有吝惜对日本的谢意。“中国人一向都是投桃报李的，别人对我们好，我们也会对别人好。忠心希望今后能化解仇恨，改善两国关系。”天津的一位网友如是谈及自己感谢日本的原因。另一位则称，“中日两个邻国就像同桌一样，一天到晚打架对谁都不好。现在时代不同了，中日两国能够互利互惠相信大家都愿意看到。”
由于决堤和余震的危险，日本救援队在5月19日被迫结束救援工作。回到成都酒店后，面对掌声和致谢，日本救援队员都脸色铁青。这一场景经媒体报道后，善良的中国民众转而开始安慰起了日本救援队，“请不要自责，你们此行不辱使命”。
中国民间的善意，甚至还包括一些“合理想像”。有媒体将网络传说当作新闻发布，称因没能救出一名幸存者，一日本救援队员精神深受打击，并已决定辞职。尽管此消息并没有得到证实，但却依然令很多中国人“深受感动”。一网友除自己“内心深感不安”外，还挽留该名队员，称“人类不该因此而失去一位敬业的专业搜救人员”。
两次援助的不同待遇
中国人的感谢令日本媒体深感意外。但渴望来自中国的感谢声，日本人已经等了很久。
2008年是日本结束对华开发援助(ODA)的一年。这场自1979年开始持续30年的贷款项目，曾广泛用于中国的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和医疗教育文化事业的振兴上。但这个项目并未收获中国民间太多的感谢声，在决定结束ODA时，日本媒体和政府官员也反复渲染“中国人不领情”。
主动要求感谢与吝惜感谢，成了中日微妙关系的写照。对于ODA项目，中国网友更多的是质疑和不解。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放弃了战争赔款，但日本人欠中国的远远不是ODA所能偿还得了的。而且，日本的贷款不也是为了帮日本企业打开中国市场吗？
从对贷款“不领情”到今天突然众口一词的“谢谢”，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刘军红研究员看来并不奇怪。“中国遭遇危急关头，日本提供专业队伍救援给中国人带来一种期望，于是自然认为日本人没那么坏，这值得肯定。”刘军红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中国老百姓之所以对ODA没有太多的反应，和当时的历史阶段有很大关系，而且很多人至今还误解为ODA就是战争赔款，对其使用在什么地方民众也并不了解。
坚冰松动，但并未融化
形容过去十年的中日关系时，经常被引用的一个词是“政冷经热”。事实上，比“政冷”更可怕的，是两国人民心理的距离。突如其来的灾难，使中国人的对日的心理坚冰出现松动。但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也开始适时出现。
“对小日本我就这么说了：以后你们国家受灾如果有人抱募捐箱到我面前我绝对捐，但是其他的，我们还是走着瞧。”网友“蓝色海洋”的观点，是最具代表性的反思声音——记得日本这次对中国的好，也会在日本有难时予以回报，但一码归一码，感谢和主权及历史问题是两回事。
还有网友表示，救援队不止日本一个国家，俄罗斯、美国、新加坡等都在帮助中国灾区，“为什么我们要单独美化日本？”网友“sqinjp”则发出警告：“警惕啊！中国人太善良了，人家对我们好一点，我们知道感谢就够了，怎么还弄得快成一家人了？”
因为担心“被媒体误导”，一些中国公众主动到日本互联网上寻找普通日本人的看法。而后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民间并非对中国一片同情，“幸灾乐祸的也不少”。
中日民间脆弱的信任基础和复杂的情愫，在刚刚过去的十余天里一览无余。
日本自卫队触动敏感记忆
5月28日，日本媒体迫不及待地宣布，中国已经邀请日本自卫队军机来华救援。这意味着二战结束后，日本战机将第一次在中国天空公开亮相。
敏感的历史记忆再次被唤醒，感情上一直尚未弥合的伤痛，令更多的中国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的情感已经受不了了！”一名网民称。
中国民众的这种反应，日本一些政客其实早有判断。日本社会党党首福岛瑞穗就表示：“日本过去曾把中国作为战场，应该考虑到中国民众的感情。民间能做到的就应该交给民间去做。不派（自卫队飞机）是好事。”
不仅如此，中国公众还将视野从地震救灾转向了日本最近的外交动作上。其召开援非大回、再次试图入常等举动，被中国网民再度质疑。
对于中国民间这种感谢和警惕相伴的复杂情绪，刘军红认为说明民众越来越成熟。“有人老说中国人素质不高，反应过激，事实不是这样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对敏感问题都有自己的反应方式。”刘军红表示，日本一直没有对历史进行清算，而现在他们的外交动作也的确需要引起注意。
日本以“冲动”解释中国谢意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马挺发自东京 日本人的默哀让中国人吃了一惊。而中国人的感谢，又反过来让日本人大吃一惊。
日本人收获安心感
5月21日，日本的《读卖新闻》二版头条，以“日本救援队向牺牲者默哀 受到中国盛赞”为题，配发有关照片，报道了中国民众“对日观”出现了很大变化。文中引用了中国网上的评论，甚至包括“如果必须与日本打仗，我将全力以赴，但是，在日本人需要帮助时，我也一定勇往直前”云云。《朝日新闻》等也发表评论，有些电视台反复播发有关照片，请日本各种“名嘴”发表见解。
在笔者与一位庆应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谈起此事时，他说，通过这件事，日本人有了一种安心感。这些年来，中国网上的对日言论攻击性很强，使得一般日本人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国人会打过来。但通过这一“默哀”事件，才明白中国人只不过是情绪容易激动而已。
另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老师有些“看破红尘”：“‘反日’来得快，‘赞日’也是一夜之间。一旦有些风吹草动，又会闹起来的。”不幸而言中。准备为中国四川灾区运送帐篷等救援物资的日本C130运输机螺旋桨还未转起来，中国网络上就又响起了反思声。
急于变身“普通国家”
日本人很迷惑，中国的态度怎么“一日三变”，从“反日”到“感谢日本”，又变成“拒绝日本（军机来华）”。然而，日本人没有思考，他们自己的“援华”动机究竟是什么。
日本防卫厅有关人士在考虑使用C130飞往中国时，顾虑到一般涂有迷彩色的军机，可能会使中国人联想到“军国主义”，打算使用曾为派往中东而改涂为天蓝色的C130。然而，这次日本“抢跑”军机运送救灾物资，可能是对改善日中关系显得有点“急功近利”，但不容否认的是潜意识里还有急于成为“普通国家”的冲动。日本人知道，除了美国，中国是其成为“普通国家”最大的障碍。如果这次“抢跑”成功，就可以将两国间进展最缓慢的“两军”交流，一下子提升到高水平。
日本成为“普通国家”或许只是迟早的事，但这个“普通国家”最终是更加有利于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还是反之，这却是个问题。
日本人默哀更是对自然的敬畏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马挺发自东京 与爱憎相比，日本人日常最多的可能还是“怕”。日文表现为“恐”和“怖”。
他们怕同学、怕老师、怕上司、怕同事、怕丈夫、怕外国人……另外还有“四大怕”：地震、打雷、火灾和老爸——自然界中的一切，对他们来说，似乎都是可怕的，又是躲不开的。把“老爸”放在“四大怕”之中，是因为与自然灾害一样，日本“老爸”发起脾气来，也是只要忍一下，就过去了，但还会再来的。
日本的“神”无处不在
前些年有个首相叫森喜朗，他说了一句“日本是神之国”，就被舆论批得一塌糊涂，为下台铺平了道路。但平心而论，他的话没有错。在日本，神是无所不在的。
日本到处有神社。除了伊势神宫、出云大社，还有那个靖国神社，各地各处都有大大小小的神社，大多与神道有关。但是，真正的“神”是在日本人心里的，是无形的，没有固定寄寓的，也就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山川田野有神，房屋道路有神，牲畜五谷有神，说难听点儿，连桌椅板凳都有神。
日本人在困扰、悲伤、乞求，以至兴奋时，也叫一声“神样（神先生）”，有点像中国人叫“天啊”一样。但是你问他“神样”是什么样，他又说不出来，就像中国人不知道“老天爷”长什么样一样。
这种广泛的，但又淡淡的对神的观念，不能用“泛神论”简而言之，这多半源于日本人对自然万物的一种敬畏。在日本人的意识中，人类只是在向宇宙、自然借了一块地方，被赐予了一段时间，来使人类以生命这种形式出现、存在，并享受生命的甘美。也正是在这块地方、这段时间里，有动物、植物和雷电山川与人类作伴。所以，对自然要敬畏，对同行的伙伴要谦让、客气。
而恰恰“神先生”给大和民族的就是这么一块让地震带闹得烂糟糟的日本列岛，但也要感激不尽，甘于忍受，寻隙而生。
凶案现场都有陌生人献花
日本人认为人死了以后，灵魂会脱离肉体而飘荡在世间。所以日本人如果丧偶，另一方会时常在灵位前与死者对话，甚至诉说苦恼，商量家事；到了阴历七月十五“鬼节”，日本人还要回到老家，与祖先的灵魂相聚。
对于没有直接关系的死者，他们也会表示哀悼。在日本一些凶杀案或者交通事故现场，往往会有人供上一些鲜花。有些并不是与去世者直接有关的人送的，而是过路人，或从电视上看到新闻的普通人。
我的一位日本同事，年轻时喜好登山。他说，有些登山路上的险峻之处，石壁上镶了块纪念牌，标明以前有人在此遇难。当他们路过，也会烧香。没有带香，就插根香烟代替。
默哀并不那么“崇高”
至于日本的救援队向被他们挖出来的四川地震受难母女遗体列队默哀，这在日本人看来，是很平常、很一般的事。一位日本老师向我解释，按一般日本人的心理推测，援救队员们这时心里所祷念的可能是，这母女生前肉体已经饱受了地震的痛苦，就让她们的灵魂幸福一些吧。
向逝者默哀，与其说是“尊重生命”的表现，还不如说是日本人对自然的敬畏。遗体，不管是不是认识的人，是不是本国人，都是共同来过这个世界的“东西”，所以，表明郑重的态度，在日本人来说是理所当然，并不那么“崇高”。
正因为日本人相信灵魂可以脱离死后的肉体，才能够解释，为什么“神风队员”可以驾着飞机去撞军舰；也只有了解了日本人对生命的理解，才能明白为什么731部队的长官，一定要命令队员把作为细菌实验对象的中国人看成是“木桩”。
战后已经六十多年，日本人的意识是起了很大变化。但是在生死观层次，埋藏在民族意识底层的要素，是经过了千百年积淀的，不是几十年就可以产生根本变化的。
日本人憎恨“爱国”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马挺发自东京 在日本人的脑子里是没有“爱”的。在日本，“爱国”是右翼集团的口号；“爱人”是指“第三者”；“爱情”一词除了恋人、夫妇之间，对家庭成员，甚至宠物、汽车都可以用。对于恋爱的对象，却只以“喜欢”来表示，日文写作爱好的“好”。
在日本，要是说“爱你”，保守点儿的就可能会感到肉麻。日本人求婚时往往说“咱们成家眷吧”，或者“死了以后，咱们的骨灰埋在一个墓穴里吧”之类。
日本人为何不“爱国”
那日本人为什么不“爱国”呢？这有历史的原因。日本的封建统治相对中国比较松散，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明治维新后，才开始形成一个真正的中央集权国家。所以，在日本人的意识里，“国”或者“邦”往往是指地方政权。延续至今，“国归”还有回故里的意思。日本四面环水，作为一个整体国家概念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自然地理上的因素。同时，直至近代，日本没有经受过外国威胁和侵略。
当然，日本人不是没有爱国的感情，而是厌恶“爱国”这种说法。他们情愿用“乡土爱”、“祖国爱”这种表现形式。因为，战前，军国主义者就是用“爱国”、“为了天皇陛下”等等口号，胁迫国民上战场卖命的。而一般日本人并不觉得日本这个国家和政府，战前战后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右翼炒作中国“爱国主义”
战后，在媒体和一般国民眼里，国家和政府一直是以对立面的形式存在的。比如，在行政诉讼中，如果政府的某个部门败诉，报纸标题就会是“国（家）败诉”。现在，只有极端的右派政客和街头闹事的右翼团体，才会高喊“爱国”。
日本右翼就“巧妙”地利用了中日之间这种意识的差距，大肆宣传中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种在中国是理所当然的事，进了一般日本人的耳朵，就会产生一种不由自主的反感。
中国人大概没有一个不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的，但日本人中，很少有人会表现这种情绪。我在一个企业教书时，有个学员性格豪爽，我说：“你怎么不像个日本人呢！”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了。如果人家说我不像中国人，我非得跳起来。但不想这个学员不但没生气，还在办公室里到处跟同事说，“嘿，嘿，马老师说我不像日本人”，显得很高兴。这种例子可能比较极端了，但在平时的接触中，具有“自我憎恶感”的日本人不在少数。
过分强烈的“自豪感”
但日本人作为一个集体的自豪感、荣誉感，有时却是很强烈的。比如，这次日本的国际紧急救援队到中国，不但带去了生命探测仪器等先进设备和生命探知犬，而且很多队员是有过多次地震救灾经验的。他们很希望能够在四川抢救出哪怕是一条生命，以显示日本在抢险救生方面的高水平。因为没有达到目的，所以队员回国都有些灰溜溜的。
到四川的日本医疗队，是带着相当于野战医院装备的，要求到重灾区去，他们并不满意中方将他们安排在成都的华西医院。甚至为此与中方争执了一天半才开始工作。但由于“自豪感”在起作用，他们既没有考虑到救灾的统一安排，也不懂中国人绝不会让客人去冒生命危险的习惯。当然，日本人的献身精神是值得赞誉的。听说，后来双方磨合得不错，日本医生还提出了不少合理性建议。其中，曾在日本留过学的中方医护人员，起了很好的沟通作用。
日本其实还是那个日本
【作者】马挺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四川大地震发生以来，因为日本的援助，“另一个日本”突兀在中国人面前——中国人“对日观”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一时间，感谢声铺天盖地，“日本原来不像过去相像的那么糟”，甚至还有人迷惑之前是不是有些地方“冤枉”了日本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在此次地震中对中国的援助的确需要中国人感恩。但如果据此就认为日本发生了“改变”，无疑显得过于肤浅。
这些年来的中日龃龉，从中国方面来讲，是长年以来没有把日本看作是一个应当平等对待的近邻。不积极了解战后日本的发展，没有全面细致地分析在政治世代交替后，日本舆论、日本人的意识、特别是年轻一代政治家的素质变化之果。
有一家中国电视台的“名嘴”，跑到日本转了一趟，发出了一句类似“我们所不了解的日本”的“名言”。可是为什么没有反省一下，怎么会连“一衣带水”的邻邦都会到了“不了解”的地步呢？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呢？
日本方面又如何呢？根据可以查到的记录，日本NHK电视台最初播放中国节目是1972年1月30日，内容是中国有关第31届世乒赛的纪录片。35年来，据不完全统计，仅NHK就播放过有关中国的节目近5000个。其中包括《丝绸之路》（新老版）《大黄河》《中国—12亿人的改革开放》《始皇帝》《故宫》《变貌中国》《激流中国》等大型连续特别节目330个。
中国媒体的态度，影响了一般国民的对日感情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逐渐蜕变为“问罪”先行，反“靖国”先行。诸不知，这正好中了日本极右分子的下怀。他们唯恐中日关系良好，借中国媒体、网络的反日言论，在日本民众中极力煽动反华、厌华情绪，宣传“中国恐怖论”，挑拨中日两国民众的感情。
同时，多年来，我们判读日本，都是以中国人的价值观为标准的。误认为，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是相同的，是非标准也就应该是一样的。我认为是错的，你也应该认为错。却不知，中日两个民族貌似相近，但各自的文化背景迥然相异。而恰恰是面貌、文字的相像，妨碍了我们认清这一点。日本人也是同样。这就是中日两国民众长期不能互相了解，互相谅解的关键所在。
日本救援队员集体向中国遇难者遗体致哀，感动了中国人，但如果中国人知道日本的死刑执行人员也向死囚犯的尸体默哀，可能反应就会不太一样了。
日本没有变。是我们自己变了。之前，中国人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解释日本；现在，“对日观”的大改变，也有很多成分是用自己的价值观过高评价，同样也是误读。助长缺乏根据的“中日关系乐观论”是没有益处的，因为一旦风吹草动，日本的厌华情绪就可能在一夜之间把这些赞词吹得无影无踪。
日本是复杂的，中日关系是多层面的，任何一种“一边倒”的片面、停滞的看法，都不足以反映日本的真实面貌，也不足以应对中日之间的风云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