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国时期，民间曾流传一种邪教号“一向宗”。这“一向宗”教徒，大概类似我国的白莲教之流，常聚众滋事。有一次在德川家康领土内就有这么一起聚众闹事的事件，家康乃遣部将前往征讨。不料所遣部将竟就是“一向宗”的信徒，所以奉命出兵，阳奉阴违，常常暗中纵令妖徒逃走。事为家康所悉，乃将他逮捕下狱，并亲自逼他改宗。但这个部将慷慨激昂地说：“头可断，宗不可改。请即就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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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无奈，下令行刑，但在行刑前的刹那，顿生爱才之心，又下令赦之。部将欲于此时跪下来，恭恭敬敬地说：“我现在起要改宗了。”家康讶问其故，他说：“我若受威胁而改宗，人将谓我因怕死而背弃宗教信仰，面目何在。但你既赦了我，我如今改宗，不算失面子，对一向宗也算已有交代了。”
犹太教作家伊塞阿•班达逊在其著作《犹太教与日本教》中举出这个例子，评曰：“这位部将，若是在那个时候就刑死去，人们将误信他是一向宗的殉教者。但事实上就后来他可以轻易改宗的事实看来，他并不是真正的一向宗教徒。他信的是面子与情面的宗教，也就是日本教。他若就刑死去，也是为面子而死，并非为宗教而死。”
伊氏以一个宗教性极重的民族的观点，看日本人的这种举动，显然觉得十分不可思议。一个人既自认是某种宗教的教徒，怎可能那么轻易的出尔反尔，背弃所信?对于一个犹太人而言，背弃宗教就是否定自己，还有什么立场立足于世界?日本人真是不可思议的民族!
露丝•本尼狄克特女士在其所著《菊与刀》中，替日本人的面子主义取名字为“对名誉所负的责任”。据她说，日本人在任何生活层面，皆有因其身份、地位、关系、职业而所必须负担的对其身份、地位、关系及职业的名誉要善于保护的义务。
为了要负起对名誉的责任，当名誉受损时，对名誉所加害者要实行报复。这个报复，是一种义务。不可以西洋人的观念，宽容或饶恕对方。
日本古典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有作品名《枪之权三》。剧中主角权三被人诬告与某武士之妻私通，一时难以分辩，只好与该武士之妻私奔。武士回家，闻妻子与权三出奔，不敢去上班(因为他的名誉已因绿头巾而受损)，立刻又出门追从“奸夫淫妇”，终于在偏远小路上追及其妻，其妻本欲有所解释，但武士一刀将其妻斩杀，继与权三决斗，也砍死了权三，这才提了两人的头回来上班，向上司报告名誉已经恢复，销假上班，并受到上司及同僚一致的称赞。
这个故事当然是一剧悲剧，但这个悲剧如果在欧洲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武士之妻并未私通。只是在很难解释的场合，与权三起争执而拉拉扯扯，被人看见。她若是一个西洋妇人，别人说她私通，她会据理力争，主张无辜。但在当时的日本，被人叫出私通罪，便是损失名誉，而损失名誉的人是无法立足的，于是她只好假戏真做，与男人出奔。
武士在这个处境之下，必须杀了“奸夫淫妇”才能恢复名誉，也是很日本式的观念。若在较理性的社会里，武士也许不会追究此事。也许追从到妻子时先听听她有何解释，则悲剧可能是能够避免的。
贝尼狄克特女士在书中特别提出这样的名誉(面子)观是日本特有的。在亚洲其他国家，连中国都没有这样的思想。
